1970年代，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调走时，与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秦德顺留影。
七十年代那张照片，乍看很平常。
杨贵调离林县，身边站着跟随多年的秘书秦德顺。两个人没有摆出什么大阵仗，衣服也不见得多精神，像是忙完一件事，临走前被人喊住，站一下，留个影。可照片一旦和红旗渠连在一起，味道就变了。那不是干部离任的普通纪念照，照片外头有太行山，有凿石头的铁镢，有挑水走得肩膀发麻的林县人，还有一县人憋了多少年的那口气。
林县怕旱，怕得太久了。
旧时吃水难，庄稼靠天，天不下雨，地就硬得像铁片。十年九旱这话，放在别处像形容，放在林县就是日子本身。井边排队，水桶见底，孩子喝水要省着，牲口也跟着瘦。
那些关于禾苗枯焦、村落凋敝的旧记载，字很冷，落到人身上却是热汗和饿肚子。
杨贵到林县后，没有急着在桌面上画漂亮图。他往村里跑，往沟里钻，蹲过五百多个村庄，在一千多户农家吃住过。哪里缺水，哪里有泉，哪条沟能走渠线，都是一脚泥一脚石头踩出来的。
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，毛主席在新乡接见杨贵。
那几年，粮食数字容易被吹得虚胖，杨贵却坚持林县小麦亩产一百一十四斤。这个数字不响亮，可它救人。林县没有被多征过头粮，安排群众口粮之外，还留下三千多万斤储备粮。后来最困难的年月里，红旗渠还能咬牙开工，这点粮食像一根木桩，先把人心拴住了。修渠不是肚子饿着唱高调，太行山也不会被口号吓退。
一开始，林县也没马上把主意打到漳河。
打旱井，修水渠，建三座中型水库，能想到的土办法都试过。可一九五九年大旱，境内河流断了脉，原先那些水利办法撑不住。人被旱逼到墙根，才把眼光越过省界，盯上山西平顺县的漳河。跨省引水，听起来利落，真做起来全是硬茬。水从哪来，渠往哪走，山怎么开，谁来干，件件都压人。可退路也明摆着，守着旱地等天赏饭，只能一年又一年熬。
一九六零年元宵节，修渠大军开进太行。节日的热闹还在山下，山上只有寒风、石壁和一群不肯服输的人。没有水泥就自己烧，炸药短缺就自己想法子，技术不够就边干边学。水准仪不够用，脸盆盛水配胶管，也能一点点找平。
没屋住，石洞凑合，露天地里躺一夜，草铺开就是被。铁锹、镢头、小推车，白天响，夜里也响。三万多名党员、共青团员、基干民兵冲在前头，先后上渠的林县人有三十多万。
很多人没留下名字，只把手掌上的老茧留给了这条渠。
杨贵管干部，办法不花哨，就是让人和群众站在一个坑里。
吃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劳动在一起，学习在一起，事情也一起商量。任务、时间、质量、劳力、工具、工段，都要落到人头。有一回他饿晕在工地，炊事员心疼，悄悄端来一碗小米稠粥。换成常情，一个累倒的人喝一口热粥，谁也说不出重话。杨贵偏不肯。他把粥倒回大锅，搅开，再和民工一起分。这个动作不大，却很硬。
群众看干部，不只看他开会时嗓门高不高，更看他饿的时候，碗口朝哪边。
红旗渠也摔过跟头。开工时曾想八十天引来漳河水，话听着带劲，山却不吃这一套。战线铺得太长，物资跟不上，技术人员缺，指挥也难拢成一股绳。一个多月过去，山坡上留下不少浅坑，像鸡啄过的印子，离通水远着呢。杨贵没有把责任往下推。他开现场会，认账，改办法。
全线摊开不行，那就分段打；短期猛冲靠不住，那就准备长期啃。一个人敢开头，不稀奇，碰壁后敢把自己的算盘推倒重来，才见分量。
后来这条渠一点点成了形。总干渠七十点六公里，干渠、支渠、斗渠合起来一千五百二十多公里。削平一千二百五十个山头，凿通二百一十一个隧洞，架起一百五十多座渡槽。
青年洞长六百一十六米，三百多名青年干了十七个月才打开。数字规整，过程一点也不规整。石头硬，风硬，人也硬。红旗渠不是从纸上流出来的，是镐头、肩膀、汗水和忍耐，一点一点换来的。
更难的是，水渠长，人心不能歪。
近亿元工程，十年工期，几十万人参与，物资来来往往，哪怕手指缝松一点，都能漏出大问题。林县留下许多账单，从上到下，手章、手印密密麻麻，数字细到小数点后两位。没有挥霍浪费，没有请客送礼，没有贪污受贿，没有挪用建渠物资。这不是冷冰冰的管理细节，它让老百姓知道，渠水会流到田里，不会半路流进谁的私袋里。
杨贵调离林县时，乡亲们自发来送。有人端着一碗清水，有人打出写着清水与清风的横幅。那不是热闹，是民心在路边站成一排。
照片里的秦德顺像个安静的见证人，陪杨贵把这一程留住。
镜头没拍到三十多万人的脚印，也没拍到太行山夜里的冷风，可照片放久了，仍能让人想到山腰那道渠。水声不大，贴着石壁往前走，像有人在低声说，苦日子不能白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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